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生命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与狰狞的牢狱为伴的。当年，浑身洋溢着“荷花淀”气息的青年作家在经过漫漫二十一年的苦难洗礼后，走向了“大墙”这一全新的创作领域，创作风格也由清新、明丽转向了慷慨、悲壮。他所构建的“大墙文学”体系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切入，揭示他们在特殊时期独有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思考，是对知识分子苦难的叙述，而在这一苦难的叙述中，悲剧意识则是他要着力表现的一个方面。
亚里士多德诠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最严重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痛、悲惨、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必须使人奋发兴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悲剧是通过丑对美的暂时压抑，强烈展示美的最终胜利和必然胜利，所以悲剧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会体现出崇高之美，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笔者认为，从维熙创作的“大墙文学”就包含着这样一种崇高而又悲壮的美。
整理一下从维熙后期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在开头便定下萧瑟凄冷的基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情节，真可谓“开篇定律”。从维熙喜欢用令人黯然神伤而又满怀激情的叙述表现自己的隐痛，并非常善于将这种隐痛贯穿于全篇。比如，《大墙下的红玉兰》中，葛翎的出场是在狱中；《杜鹃声声》中的女主人杜鹃，是以一名扫街的女清洁工的形象出现在冬天的深夜里。
从维熙的作品表达悲哀的主题往往不以颓废消解胸中的哀怨，而是努力营造着什么。这一点非常突出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伞》虽然未时时写实实在在的伞，却在一次次的冲突中着力表现了支撑起保护伞的善良人们—— 一开篇便设下悬念，讲述自己有一把特别却不流行的伞；篇尾则以伞收束，歌颂了那些在苦难岁月里在知识分子头上支撑起保护伞的正直的人。
俄国文学泰斗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一生都是寻找美。”“大墙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总是把悲剧的亮色集中地体现在每一篇作品的主人公的美好心灵中，即作家总是把主人公放在历史逆流中，放在风暴的漩涡里，让他们在风浪中扬起风帆，在一次次的征服中让我们感受到主人公的高贵品质和美好心灵，从而给予我们温暖、力量和崇高。比如，《泥泞》的主人公石凤妮就是这样一位斗争在风雨中的女英雄：她是一个在黄连水里泡大的姑娘；她用痛苦多于欢乐的短暂一生谱写了许多壮美的篇章；她敢爱敢恨——与“右派”结合，招致议论纷纷却无所畏惧；她坚持真理，因反对大跃进中的“掘地三尺”而被打为“反动派”；她坚持正义，坚决地阻止了“造反派”头子雷光取桃，维护了农场果园的利益；她无私奉献，用自己的血液挽救了“造反派”头子雷光的妻子；她美丽善良，总是非常热心地帮助弱小。鲁迅先生有这样一个关于悲剧的著名论述：“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揭示的悲剧艺术的特征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哀、悲痛、悲惨。笔者以为，从维熙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鲁迅先生关于悲剧的这一论述。因为，他创作“大墙文学”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给人看”：给人看有价值的东西是如何在人妖颠倒、牛鬼横行的时代里被毁灭的——给人看，是要引起人们的审思，让人们记住历史。列宁曾经说过“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从维熙不厌其烦地将那段过去的历史捧到读者跟前，意图就在于此。
总之，通过描述知识分子长达二十年的苦难历程展现沧桑的历史血痕，让人们永远记住“虽然春天来了，但决不能忘记贫寒给予人们的苦难”是“大墙文学”要通过叙述知识分子的苦难表现的重要主题；而从维熙之所以要选择大墙，是因为大墙内的革命与反革命、正义与邪恶、崇高与猥琐之间的斗争是当年中国那个特定时期的缩影，是因为那里曾是他生活过的地方，那里苦难的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文章作者：湖南 杨婷洁 来源：《语文报·教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