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陶渊明追求“质朴人生”，“个性自由”的思想居于上风时，他又几度归隐。当他归隐时，田园之乐满足了他“质性自然”的个性与志趣，于是他笔下的“飞鸟”也成了“欢鸟”，晋安帝隆安五年（401），陶渊明离桓玄幕府之职返回家乡，这时他以欢鸟的形象热情地歌唱了自己的躬耕生活：“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8“鸟”“欢”——“欢鸟”。在作者笔下，鸟即是我，鸟欢即是我欢，我与物相融，全然忘我，乃至无我。在这里神游于物，又神随景迁。作者以不加雕饰的言词，冲淡洒脱的笔触，勾勒了一个悠远宁谧，一派天籁的境界。借欢鸟的意象抒发出自己作为倦鸟归林后的轻松愉快心情。
就这样，想“大济于苍生”而又不愿与浊世苟合，想清高自守却又难舍济世情怀的陶渊明，不断地在矛盾、痛苦的漩涡中辗转，在仕与隐，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田园生活对比中徘徊，陷入了一心处两端的徘徊境地。在“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9中，他便以因找不到合适居住处而悲愁的“边雁”自况自己，形象地抒发了自己一心处两端而“两端”皆不是的两难处境。这正是他思想上的矛盾，既对现实不满，又无力变革，并且看不出变革的希望，遂采取了“独善其身”的逃避办法，由此必然获得自甘寂寞、安于现状、洁身自好以至退隐归田的结果。
二、羁鸟归林——田园生活追求时期
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初仕到义熙元年（405）十一月辞彭泽令归隐，十三年的仕途坎坷，使他不仅饱尝了仕途的痛苦，而且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所以在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并从此不再出仕。
陶渊明在居田前期其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便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王廷箴先生所说：“陶渊明的一生是为实现‘大济苍生’的志愿而奋斗的一生。”10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只是改变了他实现志愿的途径，而没有改变志愿本身，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即赋著诗文表达他的理想与追求。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只是在“邦无道”的时代和社会中“独善其身”，顺应自然。
归田暂时满足了陶渊明“质性自然”的个性要求，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彭泽令归田之初所作的《归去来兮辞》无异于他终生归隐不仕的宣言。这篇辞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诗中写出了归隐后，陶渊明过着“或植杖而耘耔”“临清流而赋诗”的清淡生活，并以此为乐，以此为本。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11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遐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
《归园田居》其一是诗人从彭泽归隐后第二年春天写的，当时诗人四十二岁，这时隐居的决心已定，新的生活安顿下来，诗人对比往事，越发珍惜眼前的一切：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