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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和词体发展
“知人论世”是中国传统文论史上最常见、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以来，人们在观照文学时，往往把作品、社会、人作为密切相关的三个要素。就词学理论而言，宋人扬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现存最早的词话，其中收录了林逋、范仲淹、欧阳修和苏轼四位词人的本事。尽管该词话并没有对词人、词作进行过多品评，但是在宋代大量词人中仅选取这四家，并以“时贤”来命名，足见扬氏对“人”的看重。由此也可以看出，词学理论其实在一开始就被打上了“知人论世”的烙印。从词学发展历程来看，“知人论世”这一文学批评模式一直贯穿在词体的演变过程中，并且与“词体诗化”以及“推崇词体”等理论思想的产生发展密切相关。
当词仅作为遣兴、娱乐的工具的时候，它与人、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在词学发展早期，以“知人论世”来论词，把词风与人格等同起来，显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知人论世”说是儒家文学观念的阐释与发扬，其中的“人”带有深刻的儒家烙印。与诗、文比较起来，词是极具特质的文学体裁。自晚唐五代词体确立以来．词便被视为艳科，这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轻软艳丽的娱乐色彩。“诗言志”、“文以载道”是儒家的传统文学观，以儒家思想为精髓的“知人论世”说在诗文批评中影响深远，然而词学批评中，尤其在早期词作大多未脱当行本色的时候，“人”、“世”与“词”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错位与矛盾。不考虑词体的特性及词体的发展背景，仪以儒家的观点来衡量词人、词作。往往有失公正。
